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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节目归属：凤凰卫视中文台
	节目名称：时事开讲
	价格： 1.0 元
	播出时长： 30 分钟
	>>播放 >>下载

精彩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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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9日时事开讲海外媒体看四中全会决议

   纵览天下风云现在时事开讲
    凤凰卫视中文台《时事开讲》节目
    首播时间：星期一～星期五 23：00
    重播时间：星期二～星期五 5：25、10：25
     星期六 10：30
    九月二十九日话题：
    中国话题
    海外媒体评论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
    建设政治体制改革特区
    主持人：吕宁思
    评论员：凤凰卫视时事评论员何亮亮
    吕宁思：各位好，紧贴时事，现在开讲。
    不久前召开的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受到国内外的普遍关注。今晚的《时事开讲》节目，就请何亮亮先生谈一谈海外舆论如何评介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
    何先生，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执政能力决定的全文已经发表，现在大家还是在讨论四中全会到底对中国的现在和未来的意义。我们从海外谈一谈，海外媒体怎么评价？
    何亮亮：前天中国官方媒体公布了四中全会决定的全文，很长，数万字。这个文件引起的注意、轰动，没有像江泽民辞去军委主席那样轰动。一般像这样的纲领性文件，海外认真去研读全文的人不会太多，只有少数中国问题专家，还有一些媒体工作者会。
    我大概注意了一下，这两天国际上一些主要的媒体，通常也是发消息，但是做评论的也有。我觉得也可以看看海外怎么看中共这次四中全会。因为四中全会主要的议题是改善中共执政、增强中共执政能力，应该是一个很重要的文件。但是，后来这个新闻全部被江泽民辞军委主席、胡锦涛接任的消息给盖过了。所以，这两天媒体才开始对会议议题本身，就是中共如何改善自己的执政能力，对现在胡锦涛党政军集大权于一身也有一些评论。我觉得有这样一个感觉，国际上的媒体也好，中国问题专家也好，他们不再套用说中国什么人是戈尔巴乔夫，已经没有这样的用法了。他们也已经看到了，把苏联解体的模式、把西方政治模式强加给中国是不现实的，中国不会这样做，中国也没有这样的国情。当然也不是说中国不会进步，不会改革和发展。当然，由于不理解中国而发出的一些评论也是有的。
    我觉得最有趣的是印度《快报》的一个评论。《快报》一方面在评中共四中全会的时候说，胡锦涛以后就是世界上权力最大的人，是一个寡头，因为胡锦涛可以任意的把导弹射到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如果他愿意的话。这个评论的意思就是说权力是不受任何监督的。我想，印度《快报》的评论员对中国真的缺乏了解。中国主席、中国的军委主席是绝对不会随便的向世界任何地方发射导弹的。
    还有一个韩国的评论非常有意思的，韩国的《朝鲜日报》对四中全会树立这样一种模式，就是军委主席这个职务，老一代的江泽民对年轻一代的胡锦涛的交班模式，他们的评价是相当高的。他们是看过韩国的混乱。这个评论说，韩国一个总统上来，那还是民主选举上来的，就有一种混乱，就要去清洗过去的事情。报纸觉得像中国这样培养一个接班人，像胡锦涛一样，让他在权力核心工作十来年，然后把所有的权力交给他，这样反而能够避开混乱。
    有时候，我们看看国外的评论，各有各的角度，可以给我们一些启发。我们注意到美国的《商业周刊》，认为胡锦涛时代已经开始了。它认为，这次四中全会实际上是在为中共的长期执政准备理论基础，还有就是让共产党有一个新的形象，美国人可能讲究这种形象。我觉得这个说法都有道理。还有，西方比较多的还是关注四中全会这个决定对于在反腐败方面使用了非常严厉的字眼，认为这也是中共要塑造自己新形象。
    吕宁思：何先生，海外对于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的影响，他们是怎么评价的？
    何亮亮：我刚才已经说了，海外媒体更关注的还是四中全会上的人事的变动。人事变动其实还是跟中共的执政，就是怎么要改善自己的执政能力有关系的。这方面，有中国血统的学者可能还是看的更清楚一些。
    新加坡的《联合早报》前天刊登了一篇文章，这是一个在新加坡的中国学者郑永年写的。他就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四中全会与中国的军政关系。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角度。因为我与外国的媒体同行接触的时候，我发现他们也会有他们看中国的角度。包括郑永年提出来的问题，实际上从江泽民开始，中国形成这样一个模式，中共作为一个执政党，总书记兼国家主席，同时又是军委主席，而军委主席实际上是两个军委主席，一个是中国的国家军委，一个是中共的军委。当然这是两块牌子，一个办公室，一个体系。从国际上来看，外国人会这样理解，中国现在也是总统兼总司令，像美国总统、俄罗斯总统、法国总统都是这样一个模式。当然这个政体是不一样的，他们那个是资本主义的政治体制，是由民选的总统，但是从形式上来看，就是从江泽民开始，实际上中国也出现这样的一个模式。
    吕宁思：而且大家都认同这个形式。
    何亮亮：对，特别是在国际交往中，这是一个非常有利、非常方便的形式。不管是江泽民，还是现在的胡锦涛，他作为中国的国家元首，他与各国的元首打交道，很多国家的元首又是本国的武装部队总司令，所以这样打交道非常方便。同时他又是中共的总书记，实际上也是中国的一种改革和进步。
    当然，这样一种关系怎么理顺？以后怎么样制度化？而且一般来说我们都会这样推测，就是胡锦涛以后的中国领导人大概也是这样的模式，就是中共的总书记兼国家主席、军委主席，但是都要通过一定的程序产生出来，而不像以前毛泽东那样。毛泽东一个人做中共主席兼军委主席就可以长时间的兼，那是一种不正常的情况。虽然在当时可能有其合理性。
    海外看中国常常跟中国内地的角度是不一样的。所以这次看四中全会的决定，我们今天谈的反映当然是一种比较初步的。我注意到是这样，这是第一次。我觉得中共四中全会的决定反映出中共为了自己执政长期化，比方我问你，中国执政到底是什么概念？这个决定提出来，执政能力包括五个方面，第一个是市场经济，就是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第二个很重要的是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能力，有没有这个能力；第三个，是建设先进文化的能力；第四就是建设一个和谐社会，就是这个社会贫富不能差距太大，不能是少数人处在财富的顶端，而很多人还在挨穷受饿，有没有这个能力，也是对中共执政能力很大的考验；第五个也是很重要的，就是应对国际局势、国际问题的能力。
    实际上也可以说把这五个方面的能力交给全体中国老百姓，让你们来检验，我是不是一个合格的执政党？我有没有进步？你就从这五个能力来看。所以，有指标跟没有指标是不一样。否则光强调要改善党的领导，要加强党的领导，但是从哪些方面来看是改善、是加强了？而且人民是接受的，人民是欢迎的，我想这五个指标就很重要了。
    吕宁思：另外就是中国执政党一直强调，这是中国的特色，中国不设反对党，但是不等于没有群众监督。在这种情况下，就是设定了如何提高执政能力，像你讲的，交给老百姓看，我们做到这些其实也是国外的政党他们要执政所到达到的目的。
    何亮亮：这其实是一个形式，就是说中国不能套用西方的制度，但是不等于说中国不要在自己的国情、自己的传统，在自己现在这样一种经济基础之上要来改善，要来改革自己的政治制度。实际上这次四中全会决定里也是有很多表述的，但是只是要做这样的表述只你要细心的去看，而且怎么样把这种表述变成一种操作性的行动，我想这也是今后我们大家会关注的。
    吕宁思：对，我们还注意到对于四中全会的决定，然后就是外国的媒体他们用这样的评价说，中共在内部要扩大民主的机制。
    何先生，请您谈谈建立政治体制改革的特区，这个话题开始是怎么来的，你怎么看这个话题？
    何亮亮：这个话题是前天《中国青年报》刊登的一篇报道，该报记者采访了中纪委研究所的副主任李永钟。他的一些关注中共如何在党内建立反腐的机制，如何从制度上来反腐，他有很多论述的。我觉得他提出中国内地应该建立一些政治体制改革的特区，这是一个很有创意的看法。这个看法实际上是跟四中全会的决定有关联。因为四中全会谈到执政党扩大党内民主的时候，有这样的提法，比方说，探索党代表的常任制，这是已经决定的，要有一些试点，所谓试点就是一种特区，还有像党内的各级代表大会，我的理解是包括县、省、包括代表大会，他的提名方式要改进，现在的提名方式大概还是上面提名，今后是不是更多的让党员的提名或者上级的提名接合起来。还有一个就是差额推荐，就是你推荐这个党代表应该是差额的，比方说你产生十个党代表，那你要推荐十五个，这样产生十个。包括各级党委委员的差额选举的比例也可以扩大，这个在四中全会的决定里面都是已经做了决定、做了表述的。
    中共是世界上最大的超级大党，六千多万党员，中国大陆有三十三个省级的行政区，几千个县，这么多的执政党有这么多的党员，他有一个庞大的组织系统，他不可能在一天之内就完成他的民主化，所以他有一些做法。特别是党内的一些制度，干部的人事任免制度，党内的监督制度，包括现在的纪委本身的，谁来监督纪委，更有效的发挥他的监督机制，这些方面他显然都有改革的必要，问题是这种改革不可能说一下子在全国都推开。所以李永钟特区的的建设，他得到了一个启示，所谓突破在地方，规范在中央，你地方取得了突破，你有了经验，那么经验当然有成功的经验，有失败的经验，这是邓小平思想非常重要的一条，就是你要允许人家失败，你既然要试验、要改革，谁都没有做过，出现一些问题，李永钟（音）打了一个比方，有人买单，要有人来负责就行了，政治体制改革也是这样，先不要说在什么地方，比方说你可以在沿海经济比较发达的地方，也可以选择一个中西部经济不是太发达的地方，因为各有各的代表性，刚才我们说的问题，像党代表的常任制，像常委怎么样更有效的开展工作，还有像纪委怎么样改进他的工作，还有包括党代表大会的提名，党代表大会闭幕期间，这些代表以什么的形势，因为按照党章，代表大会才是党最高权利机构，可是全国代表大会五年才开一次，这个最高权利机构怎么行使他的权利，这方面显然即使是根据中国的党章，还有前不久通过的条例，还有这次的决定，他这方面都有很大改革的空间，这样改革的空间如果参照二十多年前邓小平推动的经济特区的方法，设立几个政治改革体制的特区，把一些中共全党已经有共识，这些问题必须要做，那我在特区先做，累计一些经验，如果哪些不成功的，就知道这是不能做的，我想以中国现在这样一种政治气氛，以这样一个中国社会比二十年前已经进步很多的程度来看，无论是执政党还是党员还是中国社会，还是老百姓，这个心理承受能力都已经很强了，你有些成功的经验很快就能够推广，你有一些失败的教训不会大惊小怪，所以政治体制改革的设立我觉得是很有创意的，而且让我们看看他未来会不会就在中国大陆逐渐的展开，或者是先做一些试点。
    吕宁思：我不久前到深圳宝安区，就是机场那边，他们这边党的政府还有机构，比如说区委，整个把他贯彻到提高执政能力的时候，确实是跟政府的一些行政管理已经分开了，他这方面的东西就可以感觉到现在的党员或者干部他对民主方面的感觉，都真长，都很理解，是不是应该在富裕地区开，因为我觉得那个地方非常富裕的，宝安就是全国二十个效益最高的，您认为还是应该在贫穷的地方，更好一些？
    何亮亮：我觉得恐怕各有各的选择，我的看法是这样，富裕的地方有他的代表性，比方说中等发达的地方，还有比较贫穷的地方，实际上中国内地现在不同的，包括不属于执政党改革的，包括像人民代表大会的改革，勒死的改革也并不都在沿海的，如果是建立政治体制改革特区的话，他有必要选在沿海，但是也有必要在中部和西部各找一些有代表性的地方，同时展开试验，但是这个试验的程度是不同的，比方说在沿海，因为他的社会经济比较发达，居民的教育水平比较高，那么他的民主化的进程就会快一些，或者说民主的因素可以更多一些。
    吕宁思：这就是我的问题，是不是在富裕的地区，不但民众的民主意识强，党员、干部的民主意识也强一些你呢？
    何亮亮：我觉得显然也是这样，所以一方面是有差距的，世界肯定是有差距的，不能不承认这个差距。承认差距是为了要缩小这个差距。当然，也不能说只有富裕地区的民众或者党员才有民主，才有这样的权利，应该是全体都有的。但是饭最要一口一口吃，改革要一步一步来，中国经济特区为什么要选在沿海地区，当然也有道理。我记得邓小平在总结特区的时候，他很少讲遗憾的话，他很遗憾的就是大连没有办成特区，当时有当时的情况。
    所以我觉得以四中全会的文件来看，我觉得也可以把他称为是胡锦涛时代的政治宣言，因为他已经从各方面来阐述了中共如果要长期执政的话，你要怎么改革，你要怎么样才能够改善、加强你的执政能力，这样的一份政治宣言是一个理论的东西，他怎么样变成实践，我想这也是未来，不仅是中国的老百姓，也包括海外的各界也都会关注中国在这方面的进展。
    吕宁思：也可以这样说，在执政能力比较强的党组织的地方，可能可以再率先进一步的开展一些政治体制改革。
    何亮亮：邓小平的政治思想显然就是这样的，另外从三个代表的思想来说也是这样，因为怎么样才能体现先进生产力，怎么样体现先进的文化，这些方面肯定要从最先进的地区开始探索，取得了经验以后才推展到了全中国。
    吕宁思：今天就谈到这里。谢谢何亮亮先生的分析、评论。明天仍然为大家关注时事，继续开讲，再见！（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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