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者：河北卫视《读书》栏目主持人王宁
　　被采访者：《我的诺曼底》作者唐师曾

王  宁：作为战地记者，应该说你一直都在……

唐师曾：我不敢说是战地记者，因为现在，但是你们喜欢说，然后就有人听，好像战地记者能获得巨大的利益似的。实际上我不是，我也认为中国，最近的海湾战争有好几百个战地记者了，老外也不这么说，我没听说过这个词，我觉得我也不是，但别人愿意这么说，我就推辞一下，但是我心里边认为不是，这种人有特殊明显的标志。在《我的诺曼底》里边有一章写的就是“自由属于人民”，写的卡帕，你看看那个就知道什么叫战地记者了。战地记者就是萧乾所说的，一种自由思想的驱使，以此为生，以此职业的人，这种人一辈子都会喜欢这个，擅长这个，靠这个养活自己。

王  宁：您说卡帕发明了他自己，又制造了老唐。

唐师曾：要说这又是一个故事，明天19号，是斯诺100岁的生日。我上大学的时候，18岁，什么也不懂，发现有一斯诺，斯诺是谁？是毛主席的朋友，可以上天安门，毛主席给他发钱，他住在瑞士后来，是咱们给他钱。我说这人的活法不错，到处溜溜达达，照相，写文章，最后跟毛主席交朋友。那时中国改革开放还没开始呢，或者说开始的还不大呢，能跟毛主席交朋友的人肯定是好人。然后我就崇拜这个人，后来才发现是隔山取火，这是一老外，离我们也很远，我也不可能跟毛主席交朋友，所以说我努力去和萨达姆、卡扎菲交朋友，日后都是受斯诺影响。北大未名湖南岸的有叶剑英题的“中国人民的美国朋友埃德加·斯诺之墓”的一个墓。我们那时英雄很多，跟今天不一样，胡也涛听说过吗？杨雪苔、王杰、门和，大批的英雄，已经今天谁都不知道他们是什么了，生命不息，冲锋不止的于向阳，好多，珍宝岛，抗美援朝，越南卫国战争，大量的英雄，我们崇拜的都是那时候的英雄。所以突然在未名湖边上碰见一斯诺，哎，这英雄挺好，能够相对时间比较长，空间也比较广泛，但后来发现崇拜斯诺是属于隔山取火，根本就不可能的。但发现斯诺教过一学生就是萧乾，萧乾能认识，并且迅速就认识，觉得他这人挺好，他喜欢，他擅长，他以此为生，他不说假话，可以封嘴，可以封笔，但他不封思想，他成就很大，但是他生活并不好，我常去他家里边，燕京饭店背后的很普通的破房，他住在厕所边上。他当过右派，说过好多特好的话，写过好多特好的书，比如《红毛长谈》，是他假托老外的口气写出来一本，叫“红毛”，红毛的荷兰人，塔塔木林，假装红毛到了中国，看一切都怪。比如，他批评说50岁的人叫过大寿，国家掏钱，这事很奇怪。他就写，肖伯纳多大岁数了还写字呢，中国怎么能这样呢？结果中国一个很重要的文学家就觉得萧乾不是东西，批判萧乾，萧乾后来就成了右派了，说萧乾是鸦片，说朱光潜是蓝衣社，说沈从文是粉红色的什么东西。反正那会儿就是这些都不行了，觉得萧乾也困难，这时候罗伯特·卡帕就出现了。这些人都是我在北大听说的，所以一个人进对了一个学校是很重要的。所以到现在，为什么刚才跟你讲卡帕对我重要，我这辈子就做对了两件事，就是第一上对了一所学校，第二找对了一个职业。一直到现在，上对了一所学校对我都有着巨大的影响。
　　我干一件事，衡量这件事科学不科学，但这种科学不是机械的唯物论，我生活中的纵向的坐标，这根轴就是科学。我衡量这件事科学不科学，这科学不是简单的机械的唯物主义论，而是科学精神，如果符合科学精神就是对的。我还有一横轴，横轴就是符合自由精神。如果锁定它既符合科学精神它又是自由的，那就是北大教我的。五·四的时候，蔡元培呀，陈独秀呀，李大钊呀，徐志摩呀这些人所推崇的科学和自由，我一旦锁定我就决定去干这件事，到现在都是。所以我有时候可能会得罪人，说这人怎么这样呢？但是我符合科学精神，比如咱们在很宝贵的时间，大热天在这说话，我就尽量要说跟你有关的，我尽量不要发出不好的东西让摄爷的工作付之东流，这就是科学的精神。但是我在说的时候，我尽量的思想是活跃的，包括一切影响我思维的那些一切没必要的杂草，我都把它异除，一扫光，耳根清静，便于我很简单的去想这些问题，然后通过我自由鸭子嘴再表现出来，写出来，再用脚去走。因为我觉得这个世界速度越快了，比如像做书，老金、陈曦他们出版社用7天的时间就印出这么大的书来，原来我还不相信，三百多张画，三百多张照片，今天开机，7月23日我儿子四岁生日那天就能印出来。我也没钱给我儿子买大蛋糕，吃蛋糕，吃糖多了也不好，儿子学我，所以我这么胖。我想我应该送给他一个东西，这个东西是和平的，因为孕育我儿子是在曼苏尔，曼苏尔在古代叫亚述，世界有古亚述文明、古巴比伦文明，在伊拉克的北部，是萨达姆的老家，亚述是最著名的军事文明诞生地，狮城尼尼威就是讲的一带，老萨被抓也是在那一带，我儿子是在那孕育的，所以我叫他亚述，因为我儿子诞生一个，我把中国这五千多年文明的种子播在伊拉克亚述这个地方，所以长出来的，跨越这么大时空，一定应该是一个比较强健的种子。但我不希望我儿子长大了变成亚述那样的国王，成为狮城尼尼威。我儿子7月生的，星座就是狮子座，我希望他有一颗像我一样慈悲的心。所以我就想在每年，去年出了本书，今年出了本书，明确地说，鼓吹我的和平理念，不光我的儿子受益，还有其他那些儿子的妈妈，因为可能受益最多的是像你这样，漂亮的年轻的女人们，因为你们以后会结婚生子，如果以后和平了，你们的孩子就是完整的，你们会享受天伦之乐，否则不管什么样的战争，那就是男人失去身体，女人失去灵魂和心。基于这一点，我就想那些孩子在幼小的时候，就像我儿子一样经受那些和平的理念的熏陶，长大以后有一颗和平和慈悲的心。和平和慈悲的心不是始自西方，更多的是东方。我前年开车去印度，就发现印度就是这样的慈悲，就像中国，一直到现在。中国跟印度离得很近，我特别希望中国和印度联合起来，成为世界更稳定的因素，中国的硬件加上印度的软件，这么一个强大的和平的力量在世界上是很罕见的。
　　又回到我这书，我这本《我的诺曼底》最后的一页我提出了唐氏的四个观点：第一，中国共产党是世界上最聪明的政党。1935年长征的路上遵义发表了《八一宣言》，第一次提出法西斯是人类的公敌，要反法西斯，要打日本，要北上抗日，提出了这个思想，而不是具体的词句。这比美国的共和党，民主党，英国的工党，比苏联的共产党提前的太多太多了，这在1935年就提出了。第二，中国政府是最早向法西斯政权宣战的政府，是一个先进的政府。1937年7月7号卢沟桥事件之后，在你们河北，然后中国政府向日本宣战，早了1941年6月22号，苏联才向俄国宣战，到二次大战结束，还有前8天的时候，1945年8月8号，苏联才向日本宣战，美国1941年7月7号美国珍珠港事件之后才向日本宣战，中国是最早向日本法西斯宣战的国家。第三，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仁慈的政府。早在二次大战爆发前，犹太人被世界赶的到处跑的时候，没有哪个国家伸开他的臂膀可以随意得来犹太人，中国是随意让犹太人来的，不但来，还给他们机会让他们发财，在上海滩，穷人过几天就成了大富豪了，这种例子很多。第四，中国这个国家是世界上最爱好和平，慈悲之心的国家。在二次大战结束后，所以国家都割地赔款了，美国把它的理念，可口可乐，吉普车都推广到世界各地；苏联建立了空前巨大的版图国家，包括蒙古的一块地；亚欧大量的土地并入苏联的版图。中国是战胜国，没听说割谁地也没说谁赔款，什么都不要。所以基于这四点，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中华民族和中国这个国家，所以中国是世界上稳定的因素，我要讲的就这个。但这本书主要讲的是中国和世界的关系，属于国际关系，中国部分还没来得及写，所以书的上面有一行小字，叫“和平鸭号从卢沟桥道诺曼底之我的诺曼底”。那显然还有一本“我的卢沟桥”，“我的卢沟桥”就比较容易了，我这人干事是由难而易，比如去卢沟桥，成本就会相对降低，另外随着我们国家的日益开放，人民对这件事的关注度提高，所以我认为，“我的卢沟桥”开印的时候就不像这20万本，可能就40万本了，我这么想的。那时候我就会跟一些各地特优秀的，比如像您这么漂亮的女电视工作者，一起合作，比如去卢沟桥，比如像你来自石家庄，你们清源县的冉庄地道；比如去由你们石家庄往东北走的白洋淀；也有像《野火春风斗古城》里边出汉奸的地，著名的出汉奸的地；另外像黄土岭，就是在保定城的西北，易县，就是“风萧萧兮易水寒”，河北向来出英雄，但是鬼子来了汉奸也没少出。就说明是如果不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就容易把荆轲都能变成赵玉昆。赵玉昆你知道是谁吗？赵玉昆是原来八路的一个将领，后来带着鬼子去打狼牙山，迫使狼牙山五壮士全跳的崖，那是赵玉昆。就说荆轲那地如果不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爱国主义教育，也会变成赵玉昆那样的败类，尽管他加入了八路军，所以像这种事，如果那会儿他看了《我的诺曼底》、“我的卢沟桥”，肯定赵玉昆知道了民族大义，历史长河，知道好多事是不能做的。谁都能出卖，不能出卖妈；谁都能出卖，不能出卖祖国！这就是我这本书要，也是老金、陈曦他们敢开机印20万本的原因。我不敢说我得民心，后边就是得天下了，我没想得天下，但我觉得这样的书应该有人去看，而且，应该挺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