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者：河北卫视《读书》栏目主持人王宁
　　被采访者：《我的父亲茅盾》作者韦韬

王宁：看到您的这本书《我的父亲茅盾》第一小节就有一个特别的地方，您父亲叫您和您姐姐唱国际歌，为什么会以它作为一个开头?这件事是不是在您的印象中是特别深刻的，您才会首先提到它?

韦韬：因为我写本书的头一部分主要是写他的政治生涯，又是从我们来谈。但那时他真正参加政治生涯时我们还很小，都是三十年代，主要是二十年代，所以我就从我们自己对父亲的回忆来讲。又是谈他的政治生涯，感觉到我们作为自己的回忆重点，这个故事会比较好，因为在那时是白色恐怖的时候，在家里面教我们唱《国际歌》。不然的话，这是犯纪的。

王宁：这是冒风险的时候。

韦韬：他提醒我们不要到外边去唱，在家里可以唱。所以我感觉以这个为开头的话是有好处的。一个是谈他的政治，他的理想。而我们从小就受这个陶冶，这么才想起来的。

王宁：家里唱的时候还记不记得他当时说过什么，或者在你们那么小的时候告诉过你们什么？

韦韬：没有，那时我们太小了太小了。他们那时唱的时候，我们在旁边听着就学会了，他们说：“哎，你们也学会了！”就这样唱起来了。当然我姐姐唱得比我好，她比我大。

王宁：从音乐开始，慢慢的。

韦韬：唱了以后，后来才知道，这支歌曲是共产党的歌曲，而且那时是不能在外边唱的，再往后，就知道了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关系，我就说那是个坏蛋，这是个好人，是那样一个挺简单的理解。所以就在这样一个环境里头。

王宁：那应该说茅盾先生在整个的创作过程中，您肯定也是伴随着他的，也可能不太了解他在写什么，但至少知道他在每一个阶段的一些经历。他写过《蚀》三部曲嘛，《幻灭》、《动摇》和《追求》，那是他是不是很消沉，您记不记得他当时……

韦韬：那个时候我可能也就是五、六岁的样子，太小了，不懂，他写的时候我还没上小学呢，或者刚上小学。所以这些事件都不清楚。要我直接从脑子里回到他当时是怎么样写这个，我就根本不清楚。当时那个时候，大革命回来之后，他就躲在家里那三层楼之上，一个人躲在那三层楼之上，我们住在楼下和厅之间。我们就感到奇怪，怎么爸爸躲在上边不出来？就是这个感觉。

王宁：他大概在上边呆了多长时间？

韦韬：就是他写诗的时候，呆了一年的样子，就是1927年七、八月份从武汉回来，到28年到日本……躲到三楼上面就写这个三部曲，在那时写《蚀》三部曲。他是有几种原因的，一个是他在20年代开始从事文艺活动，那个时候没有写过小说，主要是写文艺评论，还有翻译，编刊物，编《小说月报》，在那个时候他出名是因为是一个文艺评论家，而开始写散文不多，很少一点的散文。真正写作品的时候，从大革命时代以后回到上海开始就写了。一个就是经过大革命的波涛，开头在广州，以后在上海，上海经过“五卅”运动这些，因此他脑子里头这方面的材料就很丰富了，也想过要写东西，因为过去没有写过，他总是觉得这个东西需要有一个触动。但实际上那时真正的工作，还有革命的工作，还有其他工作，太忙了，也没有考虑到。虽然说他是搞文学的，实际上他完全是搞政治工作的，比方说在武汉编那个《民国日报》，虽然是编报的，实际上投入的是政治斗争，写的事全部是关于政治的文章，所以说他虽然过去对文学史很有研究，比方说他写评论就要看许多东西，比方说国内的新出版的东西，看国外许多名著，因此他对文学方面有他的造诣。但是自己动手，就是那个时候大革命失败以后，回来以后，工作丢了，没有工作了，对去是商务印书馆的，那个时候蒋介石在通缉，通缉令里边排了很多名字，他就躲起来，没有工作，但吃饭还是要吃呀，所以就考虑写小说，正好有大量的素材在脑子里酝酿，感觉到立刻就要写出来一样。

王宁：很多的机缘巧合，包括他很多年的积淀，他必须得把他留下来。

韦韬：对，所以他的《蚀》三部曲就是写大革命前后，正好写大革命的那些斗争，《追求》跟《幻灭》也有大革命的过程，但是还有大革命以前等等，都是围绕这样一些现象，而且主要写一些知识分子，因为他对知识分子比较熟悉。

王宁：那您了解您父亲的态度是从什么时候？因为我觉得孩子们对政治这个词不是很敏感，要到了一个时期才能了解，才能知道。

韦韬:这个事我可不太记得了，反正是潜移默化的，不知道什么时候，反正知道爸爸妈妈都是共产党员，就知道这个了。然后，后来就知道了国民党不好，蒋介石不好，这是很简单的，至于什么时候就很难说了。

王宁：怎么知道也想不起来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