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欢迎走进《世纪大讲堂》，记得在我们上小学的时候，大人们就开始向我们灌输学好英语是多么地重要。渐渐地在我们这一代人的心里，英语已经变得不再仅仅是一种普通的语言工具，而英文的考试分数也变得比语文的考试分数要重要了很多。看看今天的学生，似乎更是这样，像新东方，疯狂英语，还有像华尔街英语，他们被英语所包围着，全中国似乎都陷入了一种英语的狂热之中。以至于在今天说话的时候，夹杂着一些英文单词，好像变成了一种时尚。而给自己取一个英文名字，也变成了一种身份的象征。面对这一切，你可以说这是英文的普及，你也可以说这是汉语的危机。而到底我们应该如何地来看待这个现象，今天我们很高兴邀请到了复旦大学外语系教授陆谷孙先生，欢迎您。
我们还是先带大家来了解一下陆先生。
陆谷孙简历：
陆谷孙祖籍浙江，196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的外语系，1965年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一直到现在。现在是复旦大学杰出教授，博士生导师, 复旦大学外文学院院长。全国政协委员。
陆谷孙教授最负盛名的就是编辞典，从1976年开始，他参加了《英汉大辞典》的筹备和编写的全部过程，并且在1986年11月份开始担任这部辞典的主编，还曾经多次应邀参加上海市重大经济或文化国际会议，担任主要口译。是上海作家协会理事、上海翻译家协会理事等。
陆谷孙教授从20世纪70年代至今发表《幼狮》、《钱商》（合译）、《二号街的囚徒》、《鲨颚》等数十种文艺类及文评类英译汉文字200万字左右及《明式家具》等文艺类及电影类汉译英文字10余万字，在国内外（包括香港）发表论文共约60篇。
主持人：陆教授，我读过很多介绍您的文章，好像每篇文章都会提到一件事情，就是您自己一个人住在复旦大学的房子里面，好像夫人和孩子都不在国内？
陆谷孙：对，我夫人和孩子都已经加入美国籍了，我连绿卡都没有，就是我觉得好像也挺好嘛，这样中西双方的文化有时候走来走去，交流一下，不是挺好吗？
主持人：但是毕竟一家人分开，难道生活在美国对您一点儿诱惑力都没有吗？
陆谷孙：美国的空气对我诱惑力很大，还有美国的那个咖啡香，这个吸引力蛮大的，但是我总记得有这么一个，捷克有一个作家，叫克里玛，他讲过，国外的自由生活，因为我并没有参与创造，所以呢，我也并不留恋。我还是留恋着布拉格的鹅卵石的街道，和走过这条街道的所有苦难的灵魂。所以有点这种思想。
主持人：您的夫人和孩子能够理解您的这种留恋吗？
陆谷孙：我想开始时候不大理解，因为他们叫我申请绿卡，我都不愿意申请绿卡，我还是愿意做杨绛讲的，像钱钟书和杨绛，他们两个都是，我们是倔强的中国老百姓。我们也不奢谈什么爱国主义，我们更不愿意唱那个高调，听都不愿意听，但是呢，就是我们爱这里的文化，爱这里的文字，爱这里的一切，所以他们感觉到离不开，倔强的中国老百姓。所以有一点这种相通之处吧。我跟杨绛先生也写过信，这句话也挺打动人的。
主持人：那您这位倔强的中国老百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学英语的呢？
陆谷孙：我是1957年17岁那年，开始考进复旦大学外文系，开始学英语。
主持人：那个时候学习英文条件好吗，怎么学啊？
陆谷孙：啊，那个跟你们现在条件完全不一样，那时候条件是很差，就没有外教。那时候五年制嘛，就是五年里头，基本上一年半的时间都在劳动和运动。一进学校就“反右”，然后就“大跃进”，“三面红旗”啊，什么这些。然后就是“文化大革命”，所以一直在搞运动。所以运动和劳动很多，整个的校园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我记得我刚进复旦的时候，整个的外文系就一台很古老的这个、很大、很笨重的这么一个钢丝录音机，那么听的材料也没有，听的材料也是非常单调的，那叫灵格风，成天讲废话，叫做The record is on the gramophone，The gramophone is on the table，The table is on the floor。就是唱片在唱机上，唱机在书桌上，书桌在地板上。就这么练，成天冲着它那个练。
主持人：那像您这样学习英语，尤其是可能需要读一些大量的英文方面的书籍，有没有被别人看作是走“白专”道路啊？
陆谷孙：那当然，我是“白专”的典型啊，那个时候很不幸，而且还曾经被变相地隔离审查了五个礼拜。“文化大革命”。
主持人：那在那样的条件下，还能够坚持接触到英语，学英语。
陆谷孙：那也是偶然，就是因为我这五个礼拜以后，然后就把我发配去编字典了。那个时候还是“四人帮”时代，“文革”时代，但是我有几个朋友在那个写作组里，他们需要看那种英美的这种资料，所以就叫我翻译。翻译呢，这个无酬劳动。当然，后来我提了个条件，我说我翻译可以呀，你得让我看你的书，你的报。所以呢就趁这个机会看了大量的书，报。然后替他们无偿地翻译，包括尼克松来的时候，幕后做那些中翻英的文字工作也很多，也做了很多。
主持人：那像您那个时候编字典，是怎么把自己的这种爱倾注到字典当中的，尤其我想在那个革命年代，或者特殊的政治环境当中，字典当中一定会有一些非常奇怪的字。
陆谷孙：当然，当然，刚刚你讲的是《英汉大辞典》，在《英汉大辞典》以前，其实还有一部中型的辞典，叫做《新英汉辞典》，那个辞典卖了一千万册。是吧，这个“文化大革命”以后也没淘汰，也没扫进历史的垃圾堆，那主要就是因为我们有几个人嘛，就在那里"走私"。就偷偷地往里头塞东西，叫做曲线救书。然后这本字典总算还有一定的生命力，维持到“文革”以后。
主持人：即便是那么艰苦的工作环境，我们看到，陆先生呢还是在坚持守在他自己所热爱的这片土地上，而且还特别倾心关注您自己的这个教学工作，是吧，我听说学生都特别爱听您的课？
陆谷孙：是，我三十八度五还上课。
主持人：那您这样拼命地工作，教书，就不担心自己的身体吗？
陆谷孙：不，我总觉得这个世界上有些东西是绝对的，就是你不容玷污的，就是我的天职，就是教师。现在不上课太多了，我不知道华东师大如何？这里有的人一下子出访开会，就缺课了。我现在还在担任院长嘛，我总归还要稍微过问一下，他今年缺了几次课？他说，哎呀，缺了五次课。补了没有？他说，叫他的博士生上的。那怎么行呢，这个就是对学生不负责任的态度，我不会这样做的。所以我这点是完全把握得住自己的，就是我上课我一定要把它上好。我改你的作文，我一定要把你的作文改好，是吧。错的地方我一个一个地，毫不留情地抓出来，有的打惊叹号，有的画一个大眼睛，所以自问这个是我的天职，不容亵渎，这点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