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前，陈丹青曾应深圳一家房地产公司之邀来深圳演讲，那时，他的名声与地位主要还局限在艺术圈和知识分子之中，谈到他，人们说得最多的是使他蜚声画坛的《西藏组画》，虽然那是他上个世纪80年代初的作品，但那些被誉为经典的画作与他的随笔集《纽约琐记》、《多余的素材》共同构成了一个迷人的陈丹青。

两年后的今天，陈丹青再到深圳，这时的他经历了闹得沸沸扬扬的“辞职清华”风波，他对现行教育体制的尖锐抨击，以及频频上电视和在各地讲座，他的俗名之大连他自己也是始料不及。10日下午，作为著名文化学者、画家、清华美院教授等多重身份的陈丹青来到何香凝美术馆演讲。虽然遭遇大雨天气，但纷至沓来的观众将美术馆的演讲现场围得水泄不通，陈丹青已经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文化明星。演讲结束后的当晚，记者在海景酒店采访了他，时隔两年，陈丹青依然尖锐，像个“老愤青”、依然风趣幽默、依然冷嘲热讽，但他已不愿再谈教育，似乎更喜欢写作的事，像一个散仙。两次记述他的谈话，感受和内容都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不是我写得好，是大部分人都写得不好

记者：听说你的良好文字功底受益于“文革”替父亲写检查，是这样吗？

陈丹青：首先我不敢说我文字功底好，其次也不能说受益。可以说我的文字习惯从这开始。当时我14岁的样子。写检查要注意什么话不能说又不得不说，想办法绕过去，也要技巧的。

记者：你觉得你在文学方面一出手就得专家好评、受市场欢迎，原因是什么？

陈丹青：不是我写的好，是大部分人写得不好。（笑）我想原因之一可能是因为我不是职业写作，完全没有负担；我画画还是有点负担。有作家说好的写作状态应该是“吸”，如呼吸般自然。原因之二是我开始写作时间相当晚，《纽约琐记》从43岁开始写，写音乐笔记也有40岁了，直接跳过了幼稚的时期。

记者：你的成功让我想起王安忆，她从20多岁开始写，写到成熟阶段资源也用得差不多了。90年代以来她让我感到经常在资源枯竭中挣扎。

陈丹青：这个话题很有意思。我也有资源枯竭感，比她严重得多。我刚去国外时，生存环境完全不一样，就好像电源没了。王安忆90年代还出了很多东西，很了不起。不过我写的东西不是创作，不能跟王安忆比。

记者：你在书写或接受访谈时时常有警句出现，让人眼前一亮，过目（耳）不忘，例如“信息不等于眼界”、“我们常说‘不拘一格选拔人才’，可表格发下来，一格一格，全是格啊”，这些是你深思熟虑后的表达，还是即兴的灵感？

陈丹青：两种都有。你举的这两句是我在写作时跳出来的。

记者：你在书中多次提到“文艺腔”一词，我感到你写作时似乎有意避免“文艺腔”面目。是这样吗？

陈丹青：我在出国前就这样了。在国外时给台湾那边写文章，他们也说我的文章与大陆的人写得不一样。

记者：看你的文章，中外文史哲均有涉猎，请谈谈你的阅读喜好。

陈丹青：我读书少，没有学问，没有受过好教育。我只读自己爱读的，记住喜欢的。

记者：可是你文章中引文不少，你能保证没记错吗？

陈丹青：我引用时从脑子里跳出来，书在手边会查正一下。

因为我有辞职的空间

记者：辞职事件对你现在的教学工作有没有影响？

陈丹青：表面上看来没有。清华的领导对我都很客气。

记者：你打算选择做“自由艺术家”，喜欢国内的环境还是国外的环境？

陈丹青：我更喜欢国内的环境。国外太自由，要到外面去找冲突。北京也有很多自由艺术家。你看国内我还有辞职的空间。

记者：你在《退步集》中记录了学生的一张字条：“陈老师，你这样说来说去有什么意思呢？你会退步的！”你现在看到这句话有什么感受？

陈丹青：我记得当时我确实很触动，单纯的触动，也觉得惭愧。后来就成为了我的书名。

记者：你童年记忆最深的事是什么？

陈丹青：抄家，两次抄家。不过我们是普通市民，还算好。“文革”是童年记忆的分水岭。关于抄家、关于“文革”至今还没有人好好地、即使是感性地写过。世界史上没有哪个民族经历过“文革”那样，将民族文化这样彻底地毁灭。

记者：现在很多大学正掀起读经热，你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陈丹青：再恢复不是一个读经的问题。现在的大学生知识是多了，但基本上不敢开口讲话，连“敢”都没想过，还不如以前的大学生。

记者：在女儿成长过程中，你遇过最棘手的问题吗？

陈丹青：你们成长中有的问题她都有。最严重的问题是失恋的问题。（笑）她发现有喜欢的男人都要告诉我。

记者：你与太太的感情有没有出现过危机？

陈丹青：几乎没有。我们都是老朋友了。

记者：如果你遭遇生活问题，你选择坦白，还是隐瞒？

陈丹青：人到中年会有各种问题，我也不例外。说一点问题都没有是骗人。说？不说？两性的问题太复杂了。像萨特说的，启用“临时道德”吧。

（来源：深圳特区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