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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晓镛：父亲为外交部带来好风气，建立“管理文化”

主持人李鸣：所以我们看到吴老其实在中国和纳米比亚建交的过程中，包括在八十年代末中国和苏联修复环境当中，他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就像你说的那样外交就像是交朋友。

吴晓镛：像我父亲还不是非常职业的外交家，比方说外交部，我父亲在外交部工作是1982年到1988年。

主持人李鸣：对，我们第六任外交部长。

吴晓镛：如果按1978年算的话是四五年，当时外交部面临一些问题。因为我不在外交部工作，我外交部有一些同班同学大家在外交部工作，他们觉得我父亲之有一定的威信或者是他的凝聚力。他在外交部解决这么几个问题，首先是干部的团结问题，因为毕竟文化大革命过去的时间还不长，还遗留下来派系的问题。你们年轻人还不知道，文化大革命是中国历史上非常特殊、非常怪、也是非常灾难性的阶段，给很多人心中留下了难以忘却的痛苦，本来都是挺好的朋友。文化大革命中间就变成了势不两立的敌人了，完了以后又要在一起工作怎么办呢？我父亲在外交部首先他解决了干部团结的问题。

主持人李鸣：重新建立相互的信任。

吴晓镛：不是像你想象的那样，不是那样的。首先要解决文化大革命产生的派系斗争的问题，这真的是伤感情的问题。比如说我父亲在中联部挨斗，不光是挨斗最后被关到监狱里去了，当然是受四人帮的迫害。今天参加遗体告别仪式的时候，那些人都来了，有很多人都来了，那些人都七十多岁了。但是现在这些人对我父亲的感情非常深，我父亲他就是这么一个人，他不会记仇，他有很强的包容性。他不会因为你文化大革命斗过我，现在工作起来派什么重要的任务，没你什么事，他不是这样一个人。他把工作作风带到了外交部，首先是干部团结的问题。

再一个是干部的年轻化和专业化，因为我们七十年代以前有很多老的大使都是咱们军队的干部，有的甚至是将军。这些人退下来年轻人要顶上去，当时正局级的干部有几百人要退，这些人经过他的努力比较好的解决了。这样使整个外交部有比较朝气蓬勃，打开整个外交局面的一个团结的队伍，这个跟职业外交家有区别。另外，1982年到1988年也恰恰是咱们国家改革开放，外交最活跃的阶段之一吧，当时实现中美邦交正常化刚刚两年。

主持人李鸣：吴老除了外事体系之外，在解决外事体系的队伍和人心。

吴晓镛：咱们现在的理解他就是一个管理吧，咱们叫企业管理和企业文化的建立。这是咱们在商界的朋友可以理解，外交部是国家机关，他要处理一个很好的风气。办事情就是办事情，做工作就是做工作，不要把个人的恩怨放进去。不要任人唯亲，要任人唯贤，这点外交部很多同事都讲我父亲确实是任人唯贤的人。只要你有这个本事，有这个能力，我不管你以前是参加哪一派的，以前是谁谁。

主持人李鸣：他有没有提过以前参与斗过他的人。

吴晓镛：那是中联部，他在外交部没有挨过斗，他是1982年去的。这也反应了老人家的胸怀，他也有一些文化，他上过大学，读过很多书，也是一种智慧。就是说你在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你能够想透，你不把个人感情的事情放在里面。我刚才讲了，他这辈子干这些事情，为什么要干这些事情，怎么干，他真的想透了，他不受别人的干扰。这真的是我干的事，难的话咱们想办法解决，我们中国要强大，我们中国人要在世界上站起来。

主持人李鸣：你刚才总结的，我们要做什么事，我们怎么做。实际上很像我们学哲学的终极命题，我们是谁，我们要干什么，我觉得有这样一个想法给了自己这样一个结论以后，这个人一定不会出现空虚和迷茫，我不知道我做什么。

吴晓镛：现在可能面临的选择比较多，我是到国企干、私企干、还是到外企干，我怎么着呢？然后在生活的目标上，那个时候可能战争年代或者是国家处于水深火热的情况你也没有什么选择，要么选择苟且偷生，要么选择血气方刚一把我为国家努力一把。现在的年轻人如果对老一代应该有个了解那首先就是在做人和你的生活目的上。如果说去了解一下这些老前辈，他们到底是怎么想的，这个很有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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