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博物馆：私立而非个人的，希望摸索出一个永续的制度

何东：这个观复博物馆是中国第一家私人的博物馆，而且现在这么有名，我现在问一下，观复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经营策略，里面收藏的全是你个人的私人财产，还是你跟朋友同伙合伙经营的？

马未都：博物馆我希望它最终是一个私立的，而不是个人的，我们中国人一般的概念是私人是指一个人的，私立可能是若干人。现在博物馆的展品大部分是我个人的，但是有一部分是其他董事，三个董事。我们有董事会、下面还有理事会，我希望最终博物馆的形态在没有约定的情况下谁的东西就是谁的，张三就是张三的，李四就是李四的，我的就是我的，但是原本有约定，比如说我到死那一天，或者说我不死，我到一百岁那天，我的东西瞬间归了博物馆，那个时候那个东西就不是我的，是所有人对它有生杀大权。

那么我们的制度中只需要标明所有东西的救济方法，比如说博物馆不办的时候我的东西到哪里去？比如说我们有救济方法，说博物馆一旦消亡，比如说二百年后也有可能消亡了，那我的东西一定要捐给国家级的慈善机构，它一定得有去处。或者说我允许他卖掉，把钱捐掉，这个都有救济办法。我是希望摸索一个制度，有一个制度让博物馆永续，我们所谓说的永续是相对而言，你永续几百年。不能因为我的变故而变故，我一直是这个态度。

何东：这个也是我想问的，就是你现在的经营性是董事对你也制约，还是说你自己说了是，是马大拿。

马未都：有制约，我希望有制约，我不希望大拿这个事，我觉得对我最悲哀的是什么？我死了博物馆就死了，那么与其那个时候死，还不如今天死了，我们能看的是什么？我死了儿子还在，孙子还在，我不能我死了，儿子、孙子一块死，那这个社会还有什么意义？那还不如不生这个儿子和孙子呢。这个道理是一样的，我特别希望依赖于一个制度，我们能够平静的离开社会，知道后果。我曾经跟那两个董事说，我说我特别想做一个方桌，铜器的，各自挑一把喜欢的椅子，比如说我挑一个圈椅，他挑一个，我们三个人铸一个铜像，大小一致，真人坐作上面，背面留一只空椅子看着所有的观众，跟你合影，这是人生的一个快乐。

我可以看到我死后的景观，我现在可以设计我死后的景观，我可以看到，这个是什么启发我？我到了美国很多大学，到处都是这种真人大小的铜标，坐在长椅上，然后你一去看这个名字看不懂，你一问人，如雷贯耳，全是这些在近代史上著名的大家旁边给你留个空地，你可以坐在那个长椅上搂着他，摸着他那个发亮的头跟他照张相。这个人没有看到，我想看到。我不忌讳这个人，我特别想做成这样，我就说服我那两个搭档，我说咱们要做这样的事。你说你真是到了那一天死了还担心着一大堆事，还没有交待完了，那有什么事情？

何东：那你说你现在是想摸索这么一个制度？

马未都：是，但是这个制度光靠我们是不可以的，必须有赖于社会的一个制度跟我们共振。社会的制度如果是一个阻力那肯定不行，它起码是一个顺势的。西方首先是社会制度，我们先说资本主义高速发展这个时期，中世纪黑暗我们不说，它还不如咱们，它社会的制度是优越的，所以它有出现了很多这种优越的个体。比如大学，到英国去，一百多年的大学是属于年轻的，中国有一个大学坚持了一百多年吗？咱们说那个一百多年的大学，中国一看很多时候是没有的，你像北大、清华到最后也是成西南联大，全给放在一块，先在那里呆几年。

何东：咱说你刚才说的铸铜像这个事，咱去麦当劳都给你留一个座了，搂着你，可亲可亲了。咱再看咱们的雕塑，全是扁的。

马未都：不亲切，美国有一个企业家叫盖地，他在美国做了最著名的盖地博物馆，非常现代，在山上。到他那个博物馆下车以后要换轨道上去，七分钟的轨道才能上去，开始的时候以为那个大房子是人家的博物馆，结果是一个换鞋的地。巨大的博物馆，做的那叫世界第一牛，然后我第一进去我就感动了。我就找盖地的像，让我想象的盖地的像一定是一个一个大铜像，有一个大堆坐在上面或者是站在上面，我找了半天没有。我一问，说在那里，一指，在大厅里站在平地上，盖地还是一个小个，一比一的比例比我还矮呢，一个雕像。什么都没有，旁边写着盖地，哪年生，哪年死。我觉得那种震撼远比他举到天上还舒服，我就喜欢那样的，我为什么要留一个空坐，我就希望到那个时候他们与古人对话，我们就做古了。

我现在老说与古人对话，与文化同行，我们用什么机会能跟古人沟通上，我们过去太蔑视自己的文化了，而又建立不出新的文化，我们小时候受的什么教育，全把时间给浪费了，我们现在四书五经都读不了，读的都是有限的那点国学知识，非常有限的，时间是被剥夺的。